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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||哲学——怀念锡勤老师
作者:     时间:2021-09-14     资料来源:      浏览次数:

怀念锡勤老师

关健英

(亚洲必赢路线最新体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
我是锡勤老师的第二届硕士,名副其实的老学生。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说话,尾音总是拖着儿化音,因此大家总是喊我“小关儿”,听起来轻盈活泼。只有张老师,操着南方普通话的口音,语速很慢,称呼我为“小关”。每次听到他叫我的名字,总给我一种要端庄起来、不能造次的感觉。日子在不知不觉中过去,读研,毕业,留系工作,从当年的小姑娘到如今的知天命之年,近三十年过去,我早已变成老关,但张老师还是一直喊我“小关”。

我入师门虽早,但最初一些年和张老师交往,并不是很多。我那届的中国哲学,只招了我一个硕士生。当时的研究生教室在2号楼,房间不大。师生二人对面而坐,他讲我听,虽说也有讨论,但基本上是他问我答。现在回想,我回答的基本上都是书上的内容。以我当时的功底,没法和他讨论,也问不出什么有深度的问题。也有几次写了论文交给老师看,记得有一次写了一篇宋明理学的论文,大概是从张载到王阳明什么什么的,很宏大的那种。张老师提了意见,我试着修改也没改出来,后来就不知被我放到哪里去了。当学生,总是有点惧怕导师,怕自己才疏学浅露怯,怕让老师失望。

张老师最初给我感觉确实是望之俨然、厚重有威,加上我那时候年轻,谈恋爱、读小说、写诗,心思也没全用到专业课上,所以每次见他心里都很忐忑。后来我结婚,生小孩,去人大读博,忙忙碌碌,总觉得自己学问做的不好,没能给老师争光,每每见到张老师的时候愈发感到心虚。张老师一直对我非常好,告诉我做学问不能着急,也不要急功近利,平和的语言中饱含着希望。我结婚的时候他送我一个红包,还送我一幅软木画,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柜上。

读研期间最轻松的事就是去张老师家里聚餐了,一般是新年的时候。上下届的同学一起,去东大直街他的家里,大家围坐在一起,品尝平时在学校吃不到的美味。毕业后也多次到他家里吃饭,都是与同门、同事一起。应老师师母之邀一个人去家里吃饭,只有过一次。最后一次去张老师家里吃饭,是2015年冬天里的某个晚上,和孙慧玲老师一起,记得那天很冷。

张老师待客的时候,菜是一道一道上的,就像在饭店吃饭那样。有东北菜,有南方菜,也有南北融合的做法。张老师做的鹅肉是一绝,大家都说比烧鹅佬还好吃。这道菜工艺复杂,要提前几天准备。我也按照张老师的流程在家里如法炮制,但终究不是那个味道。和张老师学会了一道西红柿炒山药,现在是我家里过年过节餐桌上的主打菜品。张老师做过一道鸡油白菜,普通的食材鲜糯美味,瞬间高大上。张老师住院期间,魏师姐有次做了这个菜送到医院,大家跟着品尝,边吃边说起来当年在张老师家里聚餐的往事。说笑中,忽然心里一酸,眼泪忍不住就要流出来,怕张老师看见,硬生生地咽了回去。

我和张老师工作上的接触多起来,是我从北京读博回来之后。那时,张老师领着我们做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,分给我的是魏晋隋唐那一段。我先后写了两稿,张老师改了两遍。书稿的空白处写满批语,有钢笔字迹,有铅笔字迹,密密麻麻,勾勾画画。有的是直接删掉重写,有的则是写下他的修改意见,特别写“请酌”两字,并在下面加上着重号。记得,某处我引用《魏书》里的一条史料来描述北朝的道德风尚,张老师在旁边批注云,“此恐系南朝事”,寥寥几字,看得我脸热心跳,冷汗涔涔。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。张老师对史料烂熟于心,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,常令我钦敬不已。

2008年,锡勤老师领衔申报的《中国伦理思想史》教材,获批为教育部马工程重大课题攻关项目。这是由来自全国8所院校12个专家组成的团队,锡勤老师是第一首席专家,另外两位首席专家是南大的杨明教授,湖南师大的张怀承教授。课题伊始,张老师就分配给我一个任务,兼任课题组秘书,协助张老师处理课题组的日常杂务。张老师每每称呼我为“关秘书长”,我也每每和张老师开玩笑说,看来我做女秘书超龄了,所以您还得加个“长”字。

2009年1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课题启动工作会议,到2015年2月《中国伦理思想史》教材出版,这个课题前后做了5年。从提纲的确立到最后的定稿,全国众多的专家参加审定,每次都是大大小小若干条意见。最多的一次,15个委员,提出的书面意见总计一万五千多字。每次从北京开会回来,张老师都会与另外两位首席专家电话会商,逐条落实。

整部教材,前后三易其稿,张老师作为第一首席、教材主编,每次统稿都是逐字逐句动笔修改。张老师不会用电脑,整部教材都是在纸质书稿上修改,然后由我负责誊到电子版中。从观点的斟酌,文献的征引,到语句的表述,甚至是标点符号的使用,张老师都会做改动。有时,原作者整段的文字都会弃而不用,张老师在稿纸上重新写,整整齐齐粘在旁边,并用箭头做清晰指示,怕我誊写的时候弄错了。

誊稿子,在我看来是一种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,更别提什么思想含量。当时有人问我,这种简单劳动为什么不送到打字社。说实话,最初我私心里也有这个想法。但张老师不想假他人之手,而是让我誊写,作为弟子,我就必须服其劳。我是一个听老师话的学生,不管别人怎么看,我自认为这是我的优点。有人说,这是天秤座的性格使然,在我看来更是从小的家庭教育影响。在誊稿子的过程中,我发现,其实这里边很有学问,也可以学到很多。比如,原作者一句拖沓冗赘的口水文,被张老师修改后,干净,漂亮;一些不易发现的文献上的错误,也总是逃不过张老师的法眼。我总是边誊写便琢磨,心得甚多,受益匪浅。真的觉得这份工作是做“秘书长”的“偏得”,感谢张老师给我这个老学生上的这堂“私人订制”的科研训练课。

张老师统稿亲力亲为,但他非常尊重课题组每个成员的劳动。每次动笔改稿之前,总是与原作者商量,外地的学者,他也总是要电话沟通,解释修改的理由。正因如此,《中国伦理思想史》课题组没有任何的龃龉与不睦,大家合作的非常愉快。每次见面,三个分属于不同年龄段的首席专家,总是默契地掏出香烟、互敬,然后在吞云吐雾中开始工作。根据张老师的委派,每次我电话征询杨明、张怀承两位首席专家对课题意见时,两位首席回答几乎都是同样一句话:听张老师的。正是因为张老师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时间、精力付出,5年中,课题组高质量完成了工作,《中国伦理思想史》成为“马工程”第一批29本教材中率先完成、第一本出版的教材。与此同时,学者们彼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

张老师逝世后,杨明、张怀承两位首席发来唁函,并代表课题组全体同仁,为张老师敬献花圈。杨明教授在微信中说:我和张怀承老师做的工作不多,多亏了锡勤老师。如果没有张老师作为第一首席,《中国伦理思想史》教材不可能顺利出版;如果没有张老师费那么多心思,从一开始确定体例、写作指导思想,特别到最后的统稿把关,这本教材也不可能这么成功。张怀承教授发来短信:惊闻张先生逝世,不胜悲痛之至。怀承不能亲至灵前叩头,谨托关老师代向家人悼念,并代我个人及湖南师大公共管理学院敬献花圈。同时,向张门诸子致以亲切的慰问!

锡勤老师在天有知,当欣慰矣。

前两天,杨明教授发来一张照片,是课题组2015年7月在黑大开会时,三位首席的合影。照片中,张老师端坐中间,笑容干净,精神矍铄,穿一件格子衬衫,显得很年轻,看不出丝毫异样。谁能想到,仅仅10个月后,他就遽然离世了呢?

张老师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2015年3月,我读博时的导师罗国杰先生逝世,我去北京参加告别仪式前夕,张老师特地打电话叫我去他家里,交给我一个白色的信封,里面装着奠仪,请我转交给罗师母。他说,罗老师对他很关心,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编写《中国传统道德丛书》的往事,说到动情之处,竟至哽咽,几近落泪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张老师如此动情,看到了他平和、内敛的性格中很感性的一面。

张老师卧病以后,饱受病痛折磨,数次进入重症监护室,但他坚忍顽强,与病魔抗争。两个多月中,眼见着他的身上,最初是挂上了肾的引流管,之后是导尿管,再之后是鼻饲管、氧气管,最后在重症监护室插上了呼吸机的管子。一个活生生的人,就在各种管子的包围缠绕中,眼见着形与神在一天天、一点点的萎去。眼见着精神矍铄的老师,被病痛折磨的瘦成一把骨头,连说一句完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我和其他弟子随他家人进去重症监护室四次,每次看到他,都会有一种彻骨的悲凉和无力感。我甚至想,如果能够在止痛药的作用下安然睡去,不再醒来,于他,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种种心绪涌上心头,有时在走廊里、电梯里就会泪流满面。好在并没有什么人侧目。肿瘤医院里的人,无论是病人或者是亲属,哪个人不是一肚子的酸楚,哪个家庭又不是饱尝痛苦的折磨呢?

我住的小区离医院很近,所以没课的时候经常过去,帮不上什么忙,仅仅就是看他一眼而已。其实,看一眼固然心安,但何尝不是心痛。有时,张老师是在昏睡中,我就与他家人静默相对,相顾无言,病房里一片沉寂。张老师感觉稍好的时候,也会和他闲聊几句,措辞小心。只要张老师表现出疲劳,或者说“小关,你回去吧”,我便立即起身告辞,唯恐老师多说一句话、多一个手势都会耗费他的精力。每次走出病房大楼,都会长长地呼出一口气,似乎要赶走心里郁结的块垒,赶走那浓重的越来越近的死亡阴影。走在肿瘤医院的院子里,有时也会停下来看看,那些在料峭春寒里顽强萌出地面的新绿,昭示着生命的坚忍与希望。有时,也会驻足仰望天上变幻的诡异的云朵,想着庄子说的“天之苍苍,其正色邪”,想着庄子说的善待生命与善待死亡。死亡,作为一个纯粹的私人事件,无法经验,不可共享。可是,在生命的那一端,究竟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?

张老师去世后,我写了一幅挽联,发在我的朋友圈: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可谓先生矣,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不亦君子乎。这就是我心里的张老师的样子。

张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惟愿那个世界里没有病痛,只有书香与亲爱的老师永远相伴。